丈夫不签字,医生就可以不救人了吗?有违红十字精神!!!
11月21日下午4时左右，孕妇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被送到朝阳医院京西院区治疗。由于丈夫肖志军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，在抢救了3小时后，医生宣布李丽云抢救无效死亡。“我认为肖志军和医院都有责任。”昨日，死者李丽云的母亲李小娥说，她已经连夜草拟了起诉书，准备等丈夫抵京后商定下一步的举措。
本可以继续笑对社会的两条鲜活的生命，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而眼睁睁地离我们而去，这样的令大众为之浩叹的场面，肯定是不应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。那么，母子之死，谁应担责？粗看起来，医院没有“责任”，因为“家属拒绝签字”，医院无法实施救治。因此，该担责的应是肖志军，倘若没有他的固执己见，就不会出现这起惨痛的事件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，假如孕妇李丽云无人陪伴，当母子面临同样的危险之时，医院还会是如此地“束手无策”吗？
医院没有救治，往深里说，其实就是怕担责——一旦有了什么差池，那就是吃不了兜着走。正所谓，不做不错。然而，对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院来说，在濒危的生命面前，还有什么代价我们不能付出？何况就报道来看，孕妇李丽云的疾病并非疑难杂症，保住母子的生命也并无难度。所以，即使是“违背”了家属的意愿，也并无多大的“后遗症”。肖志军可以因为不了解病情的严重程度而拒绝手术，但医院不能听之任之，放弃适时救治，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一步一步地离去。由此看来，是制度使医院在生命和担责的选择中，因为利已的“规避风险”而天平失衡了。
表面上看，医院这是“见死难救”，其实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制度掩盖下的“合法”的“见死不救”。这种制度性的“见死不救”更令人心寒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再没有比生命更为可贵的了。在不危及患者生命安全的情况下，在可手术可不手术的情况下，医院当然要遵从家属的意见。但是，紧急情况当前，不管家属同不同意，医院都应该要以挽救生命为最高准则，而不是以家属签字制度实施与否来决定是否救治。对于医院来说，能挽救的生命没有得到挽救，就是失职，重点来说，就是另一种的见死不救。
在见义勇为成为社会稀缺产品的情况下，我们有理由要在社会上摒弃见死不救这个社会恶瘤。现实生活中，任何见救不救的行为，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。近年来，社会上对见死不救究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，甚至还有人大代表建议在刑法中增加“见死不救”和“见危不救”罪名。在国家工作人员、从事特定职业或业务人员中，已经被列入究责的范畴。比如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8月10日公布《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（试行）》中就规定，“检察人员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，能救而不救，情节严重的，给予降级、撤职或者开除处分。”而医院，理当是在“特定职业”之列。当前，尤为紧迫的是，要对现行的这个制度进行修改，不要让制度性的“见死难救”“见死不救”再次出现。
让见死不救远离我们这个社会吧，特别是这种令大众心寒的制度性的“见死不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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